我叫朵格。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有人说我可以改名，我说改了也没有用，别人并不会因为我的名字好听而多看我一眼――大多数人在看到我第一眼的时候是不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想想我妈曾经说过什么吧。她说在我还不能够直立行走的时候，她没有时间总是抱着我，只要让那个老式的收音机发出声音，我就不哭。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她把我放在床上，一边忙手里的活，一边嘴里轻轻哼着调调，我也不哭。所以我妈说我从小就对声音敏感。

大一些之后，我开始跟着那台总是发出吱吱嘎嘎声音的老式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慢慢哼唱――那是家里比姥姥的岁数更大的宝贝。妈说那个能发出声音的匣子是姥姥的嫁妆之一。那个时代，家里有那种样式的声音机已经算是贵族了，妈念叨。贵族……我在思考这个词究竟带给我多大的价值。后来我问妈，我们曾经是贵族，那我就是千金小姐，可为什么现在我们越来越贫穷了呢？妈说文革的时候被抄了家，就变得比贫农还贫了。那个年纪听我妈这样说，我想我一定不懂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抄家”，但是有一点我懂了，就是我不是贵族了。

几年后，我看见了那架腐朽的钢琴。是那架琴，让我迅速滑入“问题少女”行列。我认定自己委屈。用尽最大的力气敲下去，声音空洞、凌乱，毫无美感可言。爸妈说那架钢琴是他们送我的天大的礼物。我不喜欢这礼物，发狂地想把它弄坏，所以我用拳头砸，用脚踢。钢琴纹丝不动，我全身红肿。我这样做的时候，父母就打我。而这越发让我认定那架黑色的钢琴是魔鬼，想方设法地糟践它，而我挨打的频率和程度也随着我虐琴事件的日益严重而不断升高和加重。那个时候我便明白了一个道理，阿飞姑娘忧伤的歌里唱出的道理：从来伤的都是自己啊……

父母对我认命之后，把我送进了幼儿园。那是一节音乐课，老师让小朋友离开自己的座位围着桌子转圈唱歌。下课后，印象里那个小巧的女孩咿呀哭着说她新买的小帽子发卡不见了――一只红色的发卡――小姑娘都喜欢的发卡。等我回到座位拉开小椅子惊奇地发现那个发卡躺在我的座位上时，甚至有些狂喜，我想我会因找到别人遗失的物品并主动归还而得到表扬。那个中午，我被罚站并且不许吃饭――为了惩罚我偷了小朋友的发卡。我终究都不知道是谁把那只发卡放在我椅子上的。我开始憎恨音乐老师，这是件悲哀的事情。

后来，我上了小学。因为上学早，老师说我不懂规矩，应该隔年再上。我偏不，我想老师都不好，冤枉我偷东西。我没命地淘气，试图激怒我的老师。而最终却是愤怒的父母冲进教室里来打我。

我最后一次挨打是初三，因为赌气把谱子撕得稀烂并坚定地表示以后不再弹琴，而被父亲毒打。打到最后，我的手破了，缝了7针。我不哭，倔强着不掉眼泪。父亲把我拉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腿上，举起我的手心疼地看着。我不看那只滴滴嗒嗒流着血的手，也不看父亲。我从那次的伤害中嗅到了新鲜的、血液的味道。我想我爱上了这种忧伤的腥味，这辈子都会执著地爱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