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沉默，财政局长更是低了脑袋好像正在接受批斗。

洪钟华又追问了一句：“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难道继续拖下去？政府耍赖？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我没办法向省委交代，也没办法向‘三顺滩’的群众交代。”

洪钟华一再提到政府两个字，万鲁生实在坐不住了，开始逼财政局长：“你们财政局还有没有办法？”

财政局长埋了头死不吭声，谁也说不清楚他保持这种姿势是表示低头谢罪，还是要用沉默来对抗领导。万鲁生说了硬话：“洪书记说得没错，这件事情瞒也瞒不住，老百姓已经当着我们的面捅给了省委张书记，现在省委没有催促我们，那是在对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呢，我今天表个态，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了，我辞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在我辞职之前，先要撤了你这个财政局长。”

财政局长的脑袋突然昂了起来，活像为争夺异性打斗的公鸡，梗着脖子涨红了脸对万鲁生说：“你是市长，我是局长，财政局说透了也不过就是市长的钱包，这样吧，你说该怎么办？还有，市长、书记都在场，今年的财政预算也经过市人大审议通过了，人大李主任也在，你们说让我把皮扒了只要能解决问题我马上就扒皮。”

会场如同塞进冰箱的肉汤冷凝成了肉冻，这种场面与会者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局长在会议上公然向书记、市长、人大主任叫板，这既是荒唐的，也是大逆不道的。与会的每一个人既暗暗担心，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又暗暗好奇，想知道事情会以什么结果谢幕。大家都屏息静气，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既怕惹火烧身，又怕错过些微细节。万鲁生让财政局长请示得张口结舌，因为他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跟大多数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一样，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也已经习惯了下级按照他们的指令跑腿奔波，真正需要他们动脑筋、出主意的时候，他们并不比下级高明，自然也拿不出能让下级顺利执行的办法来。也许，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感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根本原因吧。万鲁生让财政局长反问得无可奈何，气急之下说：“我什么事情都能办，还要你这个财政局长干吗？”

财政局长这阵好像吃了大力丸，居然以豁出去了的大无畏精神又一次顶撞万鲁生：“那好办嘛，你把财政局长兼上，或者换个财政局长也行，只要能解决问题，咋办都行。”

万鲁生彻底失败了，他既不可能现在就撤了人家，他没那个权力，也不可能马上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不敢再以市长的身份来训斥人家，因为，蔫叫驴踢死人，他实在把握不住这个平日里蔫头耷脑、老实巴交的财政局长真的惹急了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情让自己这个堂堂市长当众下不来台。无奈之下，万鲁生起身便走。洪钟华急忙拦他：“老万，别走啊，慢慢商量嘛。”

万鲁生气哼哼地说：“我上厕所。”顺便狠狠瞪了财政局长一眼，拂袖而去。他一走，就把摊子扔给了洪钟华，洪钟华不可能让会议晾在那儿，只好接过了话头。洪钟华倒没像万鲁生那么狼狈，因为这件事情他事先经过了思考，最终的结局也已经在他心里有了一个规划：尽快筹措资金兑现，至少也要部分兑现市政府的合同承诺，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件事情已经闹到了省委张书记面前，靠市委市政府门前的武警和信访接待人员出面已经抵挡不了了，即便“三顺滩”的拆迁户不再到市府大楼群访，市委、市政府也得向上级有个交代。现在的问题是：钱从哪来。所以洪钟华就跟财政局长商量：“能不能从财政上临时解决一些资金，我也不要求你马上全部解决，起码解决一部分，然后我们再通盘考虑。”

万鲁生不在，财政局长的话也就说得比较敞亮：“洪书记，财政现在盘子很大，一年安排上百个亿，领导一看盘子，总觉得从哪挤出一星半点就能解决‘三顺滩’的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谁不会？即便要拆，领导也得说明白到底拆哪一堵墙啊，我们总不能想拆哪里就拆哪里，想往哪里补就往哪里补吧？再说了，现在的财政缺口不光是一个‘三顺滩’的问题，很多大型项目的资金缺口也很大，过去我们常说量入为出，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很多大型项目说上就上，上马了再命令我们安排资金，比方说那个夜景工程，年初的预算根本就没有列，领导拍拍脑袋突然要上，没有资金领导就硬按着我们的脑袋要钱，下级服从上级，我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唉，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