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玩空当接龙。这个游戏比起纸牌来，难度要大些，但也很能消磨时间。我正玩到无路可退的地步，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吓了一跳，在它响第三声的时候我才拎起听筒。我想，大概又是打错的。

“喂，你好，潜行快递公司。”

我说，这套词是早就背熟了的。

“我有东西要快递。”

一个女声影影绰绰地传来。

“哦，不过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 “知道了，”那人说，“我要快递的就是活物。”

“哦，好的。”

我连忙拿过纸和笔，“你的地址？”

“昙华林31号。”

我愣了一下。对方大概见我没有说话，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昙华林吧？”

“知道。我们马上过来取货。”

然而挂了电话我才想起，忘了问对方的电话号码。更重要的是，忘了问货物的名称。这都是因为，刚刚我恍惚了一下。昙华林，是我再熟悉不过、但又那么久远的名字。

四岁的时候我来过这个地方。1989年，正是崔健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年。当时，这个叫昙华林的地方不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对于这里的清代建筑，人人都习以为常，也不觉得它们多么珍贵。除此以外是几户旧房，几处不太茂盛的昙花，破旧的仁济医院，两层楼，黑砖、红瓦、尖顶，深锁的铁门。墙面的黄色涂层和木窗正在开始脱落和腐朽。住户院子里大多有几棵叫不上名字的树，院角搭着随时可能倒塌的任凭风吹雨淋的小瓦棚。瓦棚面对马路一侧的墙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内容不是粗卫生纸就是香皂。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连狗都没有。娟娟阿姨说。

娟娟阿姨是妈妈的表妹，我四岁在昙华林住的就是她家。虽然叫阿姨，可她比我只大了五岁。1989年，她上小学三年级。

她家的房子是解放前建造的西式二层楼。并不怎么大，但由于立柱粗实硕壮，加上其他木料选得又很考究，房子看上去很是沉稳气派。外墙涂成深浅三个层次的绿色，风吹日晒之后，褪色褪得恰到好处，和周围的风景十分搭调。据说房子最初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画家，在娟娟阿姨他们家搬来的前一年冬天得肺癌死了。1975年，她还没有出生。

这附近类似这样的房子很多，除了过去的仁济医院旧址，还有美国传教士创建的教会医院、瑞典驻汉领事馆，等等。只是现在看起来远没有1989年时那么结实，一些老建筑几乎就是危房，成了被保护的对象。

1989年我和娟娟阿姨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半夜从窗户里爬出来，跳下二楼的阳台，在院子里挖坑。为什么要挖坑呢？现在已经想不明白了，只记得那时挖了很多的坑。我们把挖出来的土填到昨天挖过的坑里，第二天再把另一个坑的土填进来。我们近乎变态地喜欢这种重复而无趣的工作，直到两个月以后我离开这里为止。也可能，在我离开以后，她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挖着。

娟娟阿姨14岁那年，被火车轧死了。据说她是准备沿着铁路离家出走。出走前，给父母的信放在茶几上，用一个杯子压着。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警察打来电话。那天倾盆大雨，整个人被轧成成千上万的肉片飞溅到四下的荒野，用铁桶回收了五桶。警察们不得不用长竹竿驱赶饥饿的流浪狗。但还是有大约一桶分量的肉片落进铁道旁的河沟，成为鱼食。

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昙华林。妈妈和表舅一家也不再来往。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只是就这样没有了那家人的消息。这期间只从报纸上看见过一次昙华林的名字。政府要对昙华林的清代古巷进行修整，也就是“昙华林保护工程”。

现在，那些房子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过房子这种东西，大概也没有什么命运可言。

我恍恍惚惚地想了一阵，终于从椅子上直起身来，给货仓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们，昙华林31号有货要装，但我忘了问电话号码和货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