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的儿子叫古古，他见我写字飞快，甚为惊异地说：“你写字好快，又不照书抄，啧！”

我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亲切地问：“你读几年级了？”

古古不好意思地搔搔脑壳，说：“去年刚念完四年级就不念了。”

“你现在干什么呢？”我一边写，一边问。

“玩呗，我喜欢捉鱼。”小家伙凑近我，闪着眼睛说，“刚才吃的鱼，就是我捉的呢！”

我笑了，问：“你在哪儿捉的？”

“那边。”古古用手指了指，“和朝鲜的小孩一起捉的。”

“是么？”我放下手里的笔，不禁问道，“你过去捉鱼没人管吗？”

“才没人管呢，我常过去。”古古得意地告诉我，“不过，朝鲜的小孩不敢过来，他们那边管得可严了。”

“哦，都怎么个严法？”我饶有兴趣地问。

“那谁知道？反正他们不敢过来。”古古打了个呵欠，懒懒地说。

“睡觉吧。”我笑笑，吹灭灯。

火炕很热，比城里的电热毯要温暖得多。不仅暖在身上，而且暖在心里。

第二天早晨，天纷纷扬扬地洒了一阵雪花，但很快就放晴了。下乡搞社教的李同志今天要回城去。他本来是骑自行车的，却非要陪我走一段。我们踏着冰层，沿着有车轮印痕的冰道往前走。老李告诉我，这里江岔很多，不熟悉很容易走到朝鲜境内去，朝鲜对边境管理很严，走过去会引起一些小麻烦。我们同行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李同志骑自行车往另一条江岔子奔乡政府去了。

我一个人继续往前走。两岸的景致差不多，都是山冈和悬崖。鸭绿江宽的地方有两三里，窄的地方却只有二三十米，有好几次我甚至想上对岸看看，但是不敢，这毕竟是两国之界呀！

迎面远远地走来一位军人，等他靠近时，我才看清楚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个小军官，他穿一身并不太整洁的制服，腰间扎着皮带，显得有点神气，但比起我们人民解放军来却要逊色得多。他走近我身边时，突然朝我大喝一声，我吓了一跳，连忙站住，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离祖国甚远，但距朝鲜陆地却只有十米左右。然而，鸭绿江是界江，只要不接触对方国土，就不算越境，心里就踏实下来。

朝鲜军官并没有找我什么麻烦，他只是用手比划着骑自行车的姿势，我两手一摊，表示我没带自行车。于是，他很友好地朝我笑笑，说：“你的——”他见我没听懂，又用手比划了一个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了，他想抽烟，我掏出烟。先递给他一支，然后自己也抽出一支点燃。我想了想，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未启封的“黄果树”递过去：“送给你！”这显然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惊喜地瞪着我，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意思说：“给我的？”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瞧见他胸前佩着一枚金日成像章，便抽出一支多用圆珠笔递给他，友好地说：“我们交换，作个纪念吧！”他接过笔，非常高兴地用手转动了几下，插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将手捂住像章，怕我抢跑似的。接着，他将另一只手伸到我胸前，把我口袋里一支钢笔取出来。一边摆弄，一边朝我友好的笑着。我有些不悦了，连忙一把将钢笔抓过来，扭头就走。再友好下去，我得重新买笔了。

江面上忽然刮起了大风。恰巧是正南风，几乎是吹着我在往前走。冰层被太阳一晒，变得滑溜溜的，我不时打着趔趄。路上又碰到一位大妈，我以为她是中国人，就送去一句真切的问候。她却并不答话，只是用手势向我示意。哦，原来是对岸的“阿妈妮”！我们同行了很长一段路。她拖着一个用两根铁棍做成的爬犁，上面装着一麻袋玉米花。几乎每走一段，她就要从麻袋里捧出一把玉米花请我吃，还不时向我比划着在冰层上行走的技巧。我学着她的样子走，果然不再摔跤了。

来到一个江岔口，“阿妈妮”微笑着朝我挥了挥手，就上岸了。岸上的山林间，隐现出几间茅屋，估计是她的家。如果不是因为这该死的“国界”存在，我想自己肯定会乐意去那茅屋里喝一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