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酸菜面条里意外地多了两个鸡蛋。小向还自己掏钱到小卖铺买了一斤包谷酒和花生米。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说。

小向告诉我，他们乡大多是“招聘”和“顶替”干部，这类干部普遍文化低，有个别的甚至是半文盲，不但不能胜任工作，而且组织纪律性极差。在我问及打人事件时，小向没有正面回答。他皱皱眉告诉我，有一次他与几个干部深夜到一户农民家动员买杂交粮种，这家不但不买，而且叫来全家六兄弟，这六兄弟个个练了武，他们拿着棍棒就要打乡干部。小向叹息一声，道：“唉，在乡下工作，没有安全感。”

“杂交粮种是怎么回事？群众对此意见好像挺大的。”我呷了一口酒，问。

小向说：“这是杂交水稻粮种，亩产最低可达1200斤，但群众不懂科学种田，他们宁肯种产量低的常规稻。有的农民居然拿四元钱一斤的谷种来喂鸡！你说愚昧不愚昧？”小向轻轻地摇摇头，接着说：“推广杂交粮种，是县里下达的任务。可县里不顾实际情况，我们乡土地少，谷种任务却来得多。去年下达给我们乡的谷种指标是1800斤，今年却来了2400斤。用不完也种不了，但又不得不硬摊派给农民。”说到这里，小向重重地叹息一声，“唉，我真想辞职不干了！”

这碗酸菜面条一直吃到深夜才吃完。从与小向的交谈中，我多少得知一点事情的真相。为了在指定的期限内摆脱贫困，跨越温饱线，完成上级下达的硬指标，乡干部都被扣发了工资，算是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的要写检查，受处分，甚至撤职。一级压一级，一级比一级厉害。于是，便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故事：农民不买地膜就不给扶贫贷款；不种烤烟就不供应化肥；不买杂交粮种就先强收全年的农税和定购粮，等等。由于一些干部自身素质差，讲不清道理，动不动就对群众实行罚款、拉牲口、撬瓦片之类的土政策。对那些强硬抵触的“刁民”，更是不惜采取罚跪、捆绑、吊打等粗暴手段。对此，一些干部也认为上述作法不对，但又似乎找不到良策。对于上级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他们有苦难言，两头受气，任务完不成，上级要处罚，强行贯彻下去，群众又不满。在上级眼里，他们水平差、点子少、方法简单；在群众眼里，他们都是些“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因而常常搞得他们无所适从。

难道真是一场糊涂官司？

但愿不是。

我继续向大山深处走去。

沿途的房屋不是聚族而居的，而是零零落落地东一座茅房，西一座土屋，从山腰的灌木从中隐隐地显露出来。

白天很快又过去了。黄昏的风裹着暮色停歇在山坳下，太阳西沉。道路两旁尽是黑黝黝的树林，显出山中长夜的冷清和凄寂。

我往前走着。山路很窄，陡滑，平常走的人，估计不会多。山坳到底有没有人家，我来不及考虑，只觉得有人走过的路，就总会通到人家的。

我从行囊里摸出两颗煮熟的土豆，一边走，一边很熟练地剥掉土豆皮。在武陵山旅行，土豆是携带最方便，也是最容易得到的食物。

前面露出了亮光，那是灶里升腾出来的明火，可以肯定这家人正在做饭。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火光是从一个山洞里透出来的，里面住着一家六口人！夫妻俩，一个老人，三个孩子。他们都衣裳褴褛，围着火炉，像一群耗子。山洞约五米宽深，地下潮湿不堪。角落里铺着一些玉米秆和稻草，这便是他们全家栖息的“床”了。没有被子，也没有棉袄，全部家当只有一口铁锅，锅里正煮着玉米糊。“床”边放着一个旧得发朽的木箱子，掀开看看，里面约有二十多斤玉米。一个水桶，八只碗，筷子是用竹片自己削制的。一只老母鸡没吃饱的样子，“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走到火塘边蹲下，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来。男主人憨厚地笑笑，并不说话，只是埋头用粗糙的大手很认真地卷了支喇叭筒递给我，又用茅草为我点燃。他自己则在一根烟杆里塞满烟丝，烟杆起码有一公尺长，像一根龙头杖，做工精细，头尾包着黄铜皮。他将烟杆头伸进火里，“吧嗒吧嗒”狠命地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