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他见我站在门口打量，便放下课本，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

老教师替我倒了一杯茶，主动介绍道：“村里头还有一所学校，在山的那边。这边是两个居民组，孩子们小，到山那边去读书很不方便。村里曾多次申请在这边办个学校，但是财政困难，教育局不批。所以，我就在自家办了个……也算是学校吧，已经办了十一年了。”

我凝视着老教师，他很瘦弱，那张脸经长年的艰辛已经爬满了蛛网般的皱纹。头发、胡须苍白，背微微佝偻着，上身穿一件已经褪色的蓝布旧衣，下身是一条不辨颜色的大裆裤，屁股上打着补丁。

我禁不住问道：“您从教几年了？”

“快四十年了。”老教师告诉我，“我是民办教师，国家每月补贴我三十二元五角钱，不太够用，课余时间还要帮家里种地。”

“你每天上几节课呢！”

老教师回答：“每天上五节课，与正规学校是一样的。山里孩子念书不容易，我不能误人子弟呀！”

这时，我发现一个女孩子在用左手写字，就问：“小同学，你怎么不用右手写字呀？”

她“刷”地站起来，伸出右手，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老师，前年我家失火，我的右手被烧坏了，不能使了。“

我摸着小女孩的手，又看看面前的老教师，心里感慨万千，他们真是不容易呀！

我告别老教师，往村里走去。路过晒谷坪，忽然听见一片吵闹声，继而看到几个青年人扭住一个汉子在厮打。一个青年脸色铁青，咬着牙关，左手揪住汉子的腰带，右手握紧拳头，往汉子的肋部猛力捶去，嘴里高声喊着：“给老子跪下！”

汉子气得眉毛抖动，连哭带喊：“你们凭啥打人？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呀……”

几个青年人将汉子捆起来，绑在树上：“看你老不老实！”

村里围观的群众敢怒不敢言，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几个年轻人。

就在这时，有一位穿戴整洁，颇具威严的长者在几个农民的引领下疾步走来。

“把人放下！”长者人未到，就高喝一声。

几个年轻人显然没有料到会有人干预，正待发火，但一看来人，却一个个愣了。

好一会儿，为首的青年人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候长者：“何厅长，您老从省上回乡探亲呀……”

没容他把话讲完，这位被称为何厅长的老大人就劈头骂道：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像话了！中央三令五申要密切党群关系，你们这几个东西哪里有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为首的青年人挨了骂，心里不服，于是申辩道：“您老刚回来，还不了解基层复杂情况……”

老大人眼睛一瞪，又劈头骂道：

“混账！你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吗？还不快把人放下！谁给你们权力，竟敢打骂群众？我倒要去问问你们的县委书记，还要把情况报告给省委。共产党的天下，不能叫你们这些狗东西败了！”

被拴在树上的汉子绳索刚被解开，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嗵”的一声跪倒在老大人的脚下，连声喊道：“何厅长，您老要给乡亲们做主呀！”

为首的青年人见事不妙，便挥了挥手，带着人走了。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诉苦中，我知道那几个青年人是乡政府的干部和雇来的“治安员”（群众称其为打手）。人们的发言很踊跃，吵吵嚷嚷的，连哭带喊，我听不清他们到底讲些什么。但是，我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何厅长问群众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向上反映？群众说：“那可不敢，要打击报复的，只能对您老摆摆这些事儿。”

乡政府离该村大约一个小时的山路。我走到乡政府时，已是傍晚。乡党委书记小向接待了我，他带我去食堂吃饭。我见又是“酸菜面条”，不觉皱起了眉头。这种面条没有任何佐料，煮熟以后，从坛子里舀一勺咸酸菜放进碗里稍一搅拌即可。一路上，因为常常吃这种面条，我已经闹了肚子。虽然这样，但是我毫无怨言。我知道，这一带的乡干部生活是相当苦的，常常是“三两米，一碗汤，外加一瓢白菜秧”，能吃一碗酸菜面条已经是很不错的伙食了。乡干部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星期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由于山里人居住分散，从这一户跑到那一户要走很远的山路。而且白天往往找不到人，因为山民都外出干活了，只有深夜才能开展工作。一个人在山里走夜路，可以时常看到山腰间忽明忽暗晃动的火把和手电光亮，那一定是乡干部们在走村串寨，开展工作。乡干部们“下乡”，没有任何补助，对此他们虽然有意见，但由于财政困难，也无可奈何。“年头催耕催种，年底催粮催款，一年四季刮宫引产”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乡干部们的工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