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兴是在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发现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三农”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问题。比如青羊区的“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设计出一个可以防止腐败的制度，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总是难解难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公推直选”。

我们知道，公推直选包括两个环节，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直接选举”。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直接差额选举”。显然，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即“直接”与“差额”。这也是这项改革的紧要之处。“差额”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项改革中，如果“选举而不差额”（等额选举），哪怕是“直接选举”，也失去了改革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还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公开推荐大会”（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会”，或命名为“推荐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选举机构。这就既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违背了“党内民主”的原则。要知道，这个“公推会”，既非上级党委，又有党外人士参与，岂能越俎代庖实质上指定书记？因此，“公推会”（公开推荐大会）绝不能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机关，即不能只产生一个正式候选人。这样一来，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就只能差额，不能等额了。所以“差额”无问题。

有问题的是“直接选举”。我们知道，民主有两种方式，即“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适宜于“小国寡民”的地区，大国就只能实行间接民主，这是屡试不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在总体上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度，但不排除在乡镇这样的范围内试行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能够让基层民众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家做主”，从而获得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也增加了一份责任感。另外，基层直接民主是“熟悉的人选择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监督熟悉的人”，这就有可能比让不熟悉的人来选择和监督好。显然，这里的关键是范围的大小。比如村，就没有必要间接选举；区县和区县以上，就不能直接选举；乡镇，则不妨两制并存。

新都区的做法就是“两制并存”，即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正副乡镇长间接选举（乡镇党委向人大主席团依法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或者间接选举（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他们这样设计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想比较一下两种选举办法的优劣，或者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选举在法理上有问题，在实际中也有麻烦。熟悉的人选熟悉的人，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熟悉情况，弊端则很多，比如抹不开情面、搞宗族关系、拉帮结派、公报私仇，等等。不要过分夸大“熟人选熟人”的意义，也不要过分夸大“民选官”的意义。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民选”，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就是“官选”，只不过参加选择的人变多了，从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被选择的人也变多了，由等额变成了差额。这就既合理，又合法，还有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实际上，“官选官”未必就不好，“民选官”也未必就好。应该承认，目前基层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未必就比区（市）县党委和组织部看得准，也未必就比“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人”（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人”，或命名为“推委会委员”，简称“推委”）看得准。但是有选举权的是他们。这就完全有“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的可能。